左思(约250-305年)，字太冲，西晋太康年间的著名文人，主要著作有《三都赋》《咏史》八首。左思对后世的影响之大，是同时代诗人张孟阳、刘琨等人所无可比拟的。钟嵘《诗品》、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等皆对左思有很高的评价，其迥然不同的风格描摹了时代的特色，呼喊了昂扬的悲愤。
一、《三都赋》的创作动机
对于左思思想的研究，由于历来关于左思的资料少之又少，而且歧义颇多，所以理清左思的思想心态等颇为不易，如关于左思列于贾谧“二十四友”之事便自古褒贬不一，争议不断，因此我们对于左思的真正面貌往往很难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为了能够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左思形象，笔者拟对左思心态做一个细致深入的挖掘，由此为还原左思的真实形象提供一个参考。
现代许多人习惯于通过左思的《咏史》八首来评判左思的为人及性格，但就诗论人往往是不尽准确的，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诗人的诗作与其真正性格人格并没有多少关系一样，我们在分析左思之时如果仅凭《咏史》八首去为左思做一个评判，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我以为，在研究左思及其思想时，我们更需要看重的是他有生之年倾尽全力去创作的作品——《三都赋》。《三都赋》是左思花了十年时间呕心创作而成，他一生的仕途也因此作品而展开，所以通过《三都赋》来研究左思，显然要比《咏史》八首更为有价值得多。因此，本文在研究方面，拟通过对《三都赋》创作目的及创作心态的探讨，来探究左思其人的心态，力图从一个侧面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左思形象。
关于《三都赋》的创作目的，李善认为是左思对汉大赋有着不同于班固、张衡的理解，因此“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1]74而作《三都赋》，李善这个说法的当依据的是左思在《序》里面提到过的有关“征实”的主张。[1]74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主要是左思作为创作原则而列出来的，左思在前期作为一个热心追求仕途，梦想建功立业的人，不可能会闭门十年写作只为辨明一个创作主张，所以李善之说不能说是左思创作《三都赋》的目的或者说主要目的。通过汲取前人的有关论证以及自己对《三都赋》和左思生平的研究，笔者认为左思《三都赋》的创作动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也是最直接、最功利的动机，便是想依靠文章的一举成名而获得步入仕途的有利阶梯。从两汉时期，大批文人凭赋步入了仕途，如司马相如、杨雄、枚乘等人，通过创作大赋为官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传统。虽然到了东汉末，由于政局的动荡和连年的征战，汉大赋已经出现了衰微的迹象，但到了晋之后，蜀国别灭，东吴也已渐渐式微，天下大一统已经是必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歌颂天下一统与人民生活富足的大赋又逐渐兴盛起来。因此，左思在这种环境下，也必然产生了像两汉文人一样通过文章来参与政治的想法。
第二，间接目的，是通过《三都赋》鼓吹伐吴，为伐吴派张本。《晋书·武帝纪》第三载，泰始五年(269年)春二月，“以尚书左仆射羊枯都督荆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卫灌都督青州诸军事，东莞王仙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2]58伐吴的举措正在实施，其时，《三都赋》当在准备或已在创作之中。但灭吴的计划从一开始即遭到晋开国元勋荀勖、贾充等人的强力反对，《荀勖传》载：“及王浚表请伐吴，勖与贾充固谏不可。”[2]1154又据《贾充传》，在伐吴之役行将结束之际，贾充还提出“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围绕伐吴问题双方竟发展到剑拔弩张不共戴天的地步。伐吴派与伐吴反对派的交争势必对关心时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发生重大影响，左思显然站在了伐吴派一边。试看《晋书·羊枯传》载羊枯伐吴疏：“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2]1080左思在《三都赋》中呼应了上述的观点，《魏都赋》：“由重山之束厄，因长川之裙势……虽信险而剿绝。”[1]81《蜀都赋》写道：“至乎临谷为塞，因山为障。峻岨塍埒长城，豁险吞若巨防。一人守隘，万夫莫向。”[1]81《吴都赋》又道：“土攘不足以摄生，山川不足以周卫。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1]82二者何其相近！如此看来，《三都赋》不就是一篇力主伐吴的“计画”吗?
关于《三都赋》赋成之后的情况，史料所载不尽相同，《世说新语·文学》云：“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3]135-136参较其他史料来看，当以《世说新语》所说近于情事，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也以《世说》的记述较为切合。所谓“时人互有讥訾”，当是引起了伐吴反对派的普遍不满。关于此，还可以张载为《魏都赋》作注事作为佐证，张载当亦是伐吴派靡下人物，这就容易理解张载对《三都赋》的浓郁兴趣了。伐吴主将的充分肯定、一班名流、文士的标榜鼓吹，加上赋中体现出来的时代心声，使它得以声誉鹊起，洛阳为之纸贵。
伐吴派赢来了伐吴之役的胜利，而这一胜利并未给伐吴派带来多大的政治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伐吴派与伐吴反对派之争，并非一般的军事策略分歧，而是一场复杂的政治阻挠和抵制。伐吴之役虽以功成而告终，但豪门大族的利益并未因此而动摇，军功并未改变寒门细族的政治处境，把持高位的依然是荀颤、王浑等豪门大族，张华、杜预等伐吴派主将尚且不免晾在一边，更何况那些追随者了。这当是左思何以赋成《三都》之后反而沉寂了十余年，至永熙元年(290年)之后方得出为陇西王司马泰司空祭酒的政治原因。
二、左思的心态与《三都赋》的创作
左思的自卑心理可谓由来已久，《晋书·左思传》“思小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雍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思遂感激勤学，兼善阴阳之术。”[2]2376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论及左思时也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4]由此可以看出，左思并非一个天才型的作家，而只是一个努力型的作家。在当时那样一个注重浮夸、容貌、才智、敏捷等方面而缺少务实的时代，左思无法以聪敏获得人们的认同，而他又一向自视甚高，这两者的冲突使左思内心极为痛苦，由之产生深深地自卑情结。据自卑心理学的分析，人在产生深深地自卑情节之时，往往会随之产生一种补偿心理，而左思在产生深深的自卑心理之后，也必然需要发展自己的优势从而“补偿”自己的自卑之感。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三都赋》成了证明自己实力，进而完成心理补偿的关键所在。
左思的自卑心理由少时父亲的对自己的评价开始，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的事情使之更感到深深地自卑与挫败之感。这些事情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齐都赋》创作的失败。《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创作《齐都赋》一事时，仅用了寥寥数字：“造《齐都赋》，一年乃成。”[2]2376既没有一句话说左思《齐都赋》内容，更没有只言片语的评价，这与随后六百多字描写《三都赋》的创作过程和时人评价形成巨大的反差。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左思《三都赋》未完成之时，陆机对之的评价是：“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2]2377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左思所创作的《齐都赋》稍微有些文名的话，左思也不至于受到陆机如此挖苦嘲笑。从这些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得出《齐都赋》的创作是失败的，根本没有引起时人的重视。左思这个自小便被判为“貌寝口讷”之人，花费一年时间创作的作品却得不到任何评价，我们不难揣测出左思当时的自卑与愤懑之情。
第二，由外貌而遭受的讥讽。魏晋时期，容止气度常为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左思很不幸的生活在这一时期，在太康文坛中，与左思齐名的陆、潘等人皆相貌堂堂。据《世说新语》的《容止》篇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携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遨游，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5]比如陆机在《与弟云书》中都鄙称为“伧父”。[6]对于左思而言，他在以风度相高、甚至矫情自饰的世人尤其是士人眼中，可能压根儿就没有占据什么位置，不仅洛中群妪“乱唾之”，而且他的乡亲齐人亦“不重”之。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左思仅仅因为自己的“貌寝口讷”这一点，便遭受了时人多少的讥笑，左思前期热衷于仕进功名的性格决定了左思在遭受嘲笑后必然产生自卑的心理状态。
第三，寒门士族巨大的抱负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感。“门阀制度”产生于东汉，形成于魏晋，而到南北朝时达到极盛时期，它是世家豪族政治、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左思出身寒门，虽然才华横溢，有建功立业的壮志，有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西晋，其仕途注定是坎坷的。门阀氏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成为世袭官僚，他们又通过大族之间相互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门阀贵族阶层。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情况下，左思想要在仕途上取得成就，就必须依靠豪门贵族才行。
而同时，左思又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人，这种自负表现在左思的各个方面，左思“颇以椒房自矜”[3]136是自负的表现，《咏史》八首中“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亦是自负的表现。我们可以结合前面提到的有关自卑情结与补偿心理的理论来分析，左思的这种自负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因为自卑而在心中树立的竭力抵抗自卑的态度。我们从左思虽位居贾谧“二十四友”却除了教贾谧《尚书》外一无所用的情形，便可以判断出，在左思的内心里，对贾氏家族其实是不屑的，不过当时贾氏家族把持朝政，想要取得仕途上的成就必须依附贾氏，所以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正是这种内心极度自负却没有现实的资本，虽然不满于豪贵权势却又不得已依靠的情形，使得左思愈加愤懑与不满，从而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创作为自己“创造”出自负的资本来。
同时，左思入洛之后在文人圈中不受重视甚至遭受讥笑，可以说也是导致左思自卑心理更加严重的一个方面。左思居齐之时，虽然因为相貌和不够聪慧而自卑，但他尚有可以自豪的地方，比如自己的“辞藻壮丽”，比如“颇以椒房自矜”，但是，这一切优势随着左思举家入洛而全部消失了。单是看入洛后的陆机兄弟对于左思《三都赋》而生“盖酒甕”的讥笑便能看出左思当时遭受文人圈的轻视情况，这当然使得素来对文章自负的左思生出发愤著书，以洗先耻的念头来。
三、《三都赋》的实用主义思想
结合以上对《三都赋》创作动机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左思创作《三都赋》并非单纯的为表达某种文学主张或者抒发某种情感而创作的，他创作《三都赋》有其由来已久、积淀已深的特殊心理原因。其实，不管是为了求官、支持伐吴或者自卑心理，左思创作《三都赋》都是出于一种非常现实的实用动机，因此左思在创作《三都赋》时一再声明自己“征实”的主张或许正是受到了自己那些实用的创作目的的影响。
由此而论，“实用”恐怕是左思心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的寒门身份决定了他要想博取功名不可能不劳而获，必须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这样才会有获得功名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左思“貌寝口讷”的特点也使左思不可能通过清谈或者外在神貌等虚浮的东西博得巨大的名声，这也使得左思从小便没有沾染上魏晋清谈那种虚浮而不切实际的风气，这不能不说是导致左思“实用”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实用心态，我们既然在文献中缺乏足够的考证，只好求之于左思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中了，这其中，最值得研究的自然是左思花费心血最多的《三都赋》了。在《三都赋》序言之中，左思一再提及班固、张衡等人做赋没有依据实际情况，再看他造访张载、皇甫谧等人求证有关地理人文的资料，“脚踏实地”的作风和写实的主张显露无疑。同时，在我们阅读《三都赋》的过程中，我们或许会发现《三都赋》与其他京都大赋都大大不相同的一点：就是其中的《蜀都赋》与《吴都赋》几乎通篇都是在讲吴蜀的山川地理，乃至历史人文，根本没有多少关于“都城”的描述，或者关于都城的描述并非其中的重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考之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我们或许可以找出答案。
汉末之时，天下大乱，魏蜀吴三国鼎立，战火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由之当时的社会生产也大大的受到影响。据《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魏武据中原，刘备割巴蜀，孙权尽有江东之地。三国鼎立，战争不息。刘备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及平蜀，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孙权赤乌五年，有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7]146这是三国鼎立之时的人口情况，在晋初晋武帝平吴之后，“收其图籍，户五十三万，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後宫五千馀人。”[7]146对比吴国在建国之时与被灭之后的人口可以看出，由于连年征战，吴国的人口在多少年里几乎没有增长，而这些人口对比与两汉之际一个县城人口便动辄几十万的情况而言，可以说萧条至极，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晋武帝之时，虽然天下一统，再无战乱之忧，但全国的经济仍是非常萧条的。
在这种情况下，蜀都益州、吴都建业、魏都邺都不可能有多么繁华的，相比较于班固、张衡之时的西京、东都等，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左思写《三都赋》而要强为三都临摹的话，除非加以夸大修饰，否则描述的肯定不免带有荒凉之气。因此，左思便巧为避让，不过多去描摹三都的景象，而是把笔墨放在山川地理、历史人文这些胜景之上，这样一来，既写出了三都的魅力所在，又避免了夸大不实的毛病。可以说，《三都赋》中多山川地理的描写而少都市景象的描摹正是左思思想中写实而不夸大虚浮的一个显著表现。
四、结语
通过对《三都赋》的创作动机及其对三都的特点描写，我们不难看出左思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实用主义思想。左思的这种务实心态及做学问的求实态度使他与当时的文化圈格格不入，社会政治因素又让他不面对残酷现实，这些内外因素使左思的作品有了悲愤的昂扬。纵观左思一生，极强的政治进取心造成左思在日常行动中的实用思想，“寒门文人”的身份特征又使其在政治追求外多了一份文学追求，在文学追求中融入政治诉求，使得左思的文学创作显示出浓厚的实用主义思想，而《三都赋》作为其中代表作品，其实用主义思想则显现得更为全面具体。
[1]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1．
[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5：249．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610．
[6]陆机．陆机集[M]．金涛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179．
[7]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文章来源：实用临床医学 网址: http://sylcyx.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4004.shtml
上一篇： 论金代诗学的北地特质
下一篇： 金属学及金属工艺论文_《锻造与冲压》（锻造版）2022年文化元素计划
